我们经历了、参与了、看见了一次宏伟壮烈的事件，这次事件必将改变我们生存的现状并深刻地影响未来。所有的危机都是转机，问题是我们必须接受教训和总结经验。
——摘自1998年8月在洞庭湖的采访笔记
20世纪末的1998年全球躁动不安，像一个怀有21世纪的临产孕妇，每一根神经都感到疼痛。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被一个漂亮女人和众多恐怖分子闹得六神无主；俄罗斯政坛因经济濒临崩溃如同咆哮大海上的一叶扁舟；起自去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向北席卷波及日本，暴露出经济大国种种经济问题；被称为欧洲火药桶的地区总咝咝冒烟，波黑还没完全平息又出了个科索沃；贫穷多灾的黑非洲更不用说了，那里大部分地方不出事反而是不正常的；号称绅士的大英帝国总不能用绅士风度解决北爱问题，弄得炸弹竟在伦敦街头爆炸；至于中东，中国电视观众早已习惯看那里的硝烟了；还有不仅出世人意料，并且出乎无孔不入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意料的印度核试验，接着巴基斯坦也紧紧跟上，南亚上空刹那间被核蘑菇云所笼罩……
与之相比，中国似乎成了世外桃源。尽管有国企改革、下岗工人的困扰，但短缺经济已经过去，人民币依然坚挺，物价还有负增长趋势。经历过“文革”的一代人受过物质匮乏的煎熬，对当前大大改善的生活是满意的。没有经历过“文革”和界于“文革”前后的一代人已经构成城市人口的多数，正敞开年轻的胸怀接纳五彩缤纷的世界。“追星族”从国际影星歌星体育明星一直追到球星。兴趣爱好无国界，人又是天生爱好享乐的动物，开始是电子游戏后来是电脑、因特网走进这代人的生活；真新闻假报道西方文化东方神秘主义一齐上市。思想空间扩大了，本来也需要更多的精神产品，但多条渠道的信息陡然涌入也像洪水一样，在一时间不可避免造成某种混乱，一种惶惑感孤独感的“世纪末心态”在人群中蔓延，同时商品经济又引发出拜金和享乐的风气。与其说中国的“人文精神失落”了，勿宁说中国面临着重建人文精神的困难。个性被批量生产的规格化商品消磨殆尽，广告指导着人们消费。人成了信息的载体，人也就失去了自我，异化为专门捕捉信息的工具，难怪影视界广告界将观众称作“受众”。领导中国社会风尚的城市“受众”先是为戴安娜香消玉殒感慨不已，但幸好泰坦尼克号破浪而来，浪漫的爱情和涛天大祸劈头盖脸地把中国市民冲得薰薰似醉，紧接着香港回归一周年出台，让市民们领略到现代政治也有可视性。何况巴黎的世界杯开始了，没有一根中国脚趾头参加角逐的中国“受众”并不比西欧人兴致略减，那期间不少机关干部上班都哈欠连天。可是天下无不散的宴席，中国“受众”在巴黎世界杯闭幕那天为必定会产生出的外国冠军欢呼了之后，有人或许还会发愁：接下来看什么？
然而，在很多中国观众为泰坦尼克号下沉而惊心动魄的同时，百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土地正在悄悄下沉，亿万活生生的中国人将陷入灭顶之灾。一种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东西，一种构成美丽风景的东西，突然一改她的柔情，竟成了中国人在本世纪末最凶恶的敌人。每年都搞防汛的沿江各省且不说，5月新疆居然发了洪水，连我所在的宁夏也山洪爆发，使数千人失去家园。但那只是小小的前兆。从7月开始，南自珠江北至黑龙江嫩江松花江，大半个中国忽然间泡在水里。水在人体中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古希腊人将她当作构成世界的一大原素，在传统中国文化里她是五行之一，水跑出来与人为敌，无异于人企图消灭人自身。在水资源最贫乏的中国，水，在急需她的黄河断流，却恰恰在水源较丰富的地区泛滥，这还不是一次警示中国人的天威吗？
亿万中国人第一次通过电视报纸形象地看到我们生存环境的窘迫。水竟然有那么强劲的爆发力冲击力和残酷性，能穿透屏幕与报纸直扑百里千里之外每个人的面颊，使每个看到受灾地区影像的中国人都能与灾民感同身受。由于生活在同一块名为“中国”的土地上，由于体内有相同的基因组，所有非灾区的中国人都被震撼了，这时才发现除自己身边的家人外还有许许多多其他中国人，弄得不好，那些人今天的遭遇就是自己明天的命运。北京一电视台9月3日随机调查显示：关心水灾的观众超过看世界杯的观众一倍还多。城陵矶莲花塘螺山卡口的知名度在中国已与艾菲尔铁塔相同，虽然多数人还不懂水位以什么为基准，但那不时变动的数字牵动着亿万人的心；迷彩服和桔红的救生衣成了最引人注目的时装。中国人深层的群体性被水激发了出来，不约而同自发地展开了救援活动。史无前例的大洪水掀起史无前例的大救援。在本世纪末，水，让中国人毫无准备地渲染出本民族的伟大。
而且，这种伟大还含有悲壮。当江泽民主席向灾区军民发出“严防死守”的号召时，一些人包括我还有点不解，因为治水的最好方法是疏导，这早由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传得妇孺皆知。第一代、第二代中共领导人在严酷的战争中都从来没有发出过“严防死守”的命令，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一向是战争的法宝，何况和平时期对水的治理呢？为什么不采取堵得住就堵堵不住就泄？我的疑问到岳阳抗洪指挥部才得以释然。一旦释然，同时也感到中共第三代领导人和当代全体中国人背负以前失误的担子有多沉重。
从自然地理上看，先天就决定中国是一个水患频仍的国家。西部，是高峻的山区，长江黄河珠江等大河都从此处发源，那是用沙漠般的黄色标识的。由西向东逐渐低凹，沿江盆地及大河出海的冲积三角洲平原的标识也赏心悦目。但水往低处流，水流向的绿色地带正是人口稠密的地区。“灾害”当然是从人的角度说的，有人的地方才有灾害，没有人烟的沙漠哪怕一时间变成大海或扔颗原子弹也不会构成灾害，那么人多灾害就大是不言而喻的了，所以才有“为政之道在于治水”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单看卫星拍摄的洞庭湖区域图，那斑斓的条块显示不出有什么灾害，但将人口分布图叠印在上面，其严重性就叫人头皮发麻：到处是人，密集的人口生活在水下！洞庭湖是中国第一大湖，是长江的自然安全阀，19世纪初面积还有6000平方公里，今天她只剩下2691平方公里，消失的一半是近四十年造成的，而这恰恰是人类对水利有了科学认识以后。虽然围垦洞庭湖从明代就开始了，但进展并不快，在清代和民国时期，对围垦还加以限制。解放后，围垦却是在官方指挥下进行的，其规模和速度可想而知。1949—1954年湖面减少了894．17平方公里，1958年提出“以粮为纲，向湖要田”的口号，湖面陡然减了615．65平方公里。“文革”期间更无法无天，到70年代末，湖面又陆续失去400平方公里。这种情况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980年长江防洪座谈会才基本受到遏制。
大自然用她的美丽和肥沃给人设下陷阱。江河流入洞庭湖也带来大量泥沙，泥沙淤积出的土地“倍加丰稔，即垸外荒滩有种皆收，俗称一年收可敌三年水……”我在安乡县看见一个月前新筑的子堤坡上已绿草如茵，可见那真是“插根筷子都发芽”的土壤。这种土壤引诱人们自发地在水退去的冲积地带筑堤围垸，开垦种田。“垸”，这个湘鄂两省才有的名词就由此而来。失去的洞庭原来都成了“垸”，湖面被无数大大小小的垸所蚕食。即使专为长江分洪而设的荆江分洪区里也有57万人，区内有人口稠密街道如织的县城，其他部分也是“垸”。今天全中国人看到的灾难除了沿江少数几个城市，绝大部分就在这种垸里发生。
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不赘述：上游的林木砍伐、河床因泥沙淤积而抬高、湖区面积缩小减弱了调蓄功能以致长江的安全系数微乎其微等等。还应该指出的是我们过去在经济建设上的短视；不尊重科学，忽视自然规律。“一年收可敌三年水”这句俗话竟成了官方思想，那等于让人用生命去搏粮食。不发大水则罢，一发水就成灾死人，完全是一种冒险的赌命行为，盲目陷入造田和水灾的恶性循环。可是以前说百年一遇、二十年一遇、十年一遇的大水，现在已成四年三遇了，越往后周期越短。这个短周期就落在我们这代人身上。
局面已经如此。洪水来到，各大垸小垸的干部群众当然都企求自己的垸堤不要塌，一旦垮堤，垸也就成了一片汪洋。但别的垸堤垮了就等于分了洪，减轻自己垸堤的压力。然而，在当代的中央领导眼里，那就“手心也是肉手背也是肉”，任何一处垸堤倒塌，都是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眼看着湖区地图上密密麻麻的垸，哪里能让你下得了分洪的手？
所以，“严防死守”带有极大的悲壮性，是从珍爱人民生命财产出发的。因为即使垸内撤走了人，毕竟还留下劳动者过去生命的物化，那丰稔土地上产出的一切，包括鸡猪牛羊无不是老百姓劳动的果实。8月16日决定荆江分洪让数十万人撤离家园那天，很多农民临走前还在田里打了最后一次农药，更有不少悄悄躲起来不撤，誓与产业共存亡的人。可见农民对自己的劳动多么珍惜。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私下告诉我，17日凌晨温家宝副总理飞抵荆州，召见湖北省主要领导，要求再咬紧牙关顶一顶，仍要做死守的准备。当他俯身查阅水情图的时候，眼睛里闪出了泪光。面对数目不详的人命和生命的物化，分洪也是一场生离死别。那天最终还是“严防死守”的意志战胜了洪水，荆江仍未分洪，撤离的老百姓又回到自己完整的家。中央领导人与人民感情的同一和利益的一致，才是这次抗洪取得胜利的最根本保证。
现在各方面专家学者分析这次大灾的原因可说都是中肯的。可是决不止一条或几条，即使将人口政策的失误包括进去还不够。不仅是无处可分洪的问题，以更宏观的视野看，是各种因素综合纠结在一起把我们民族逼进了一条窄胡同，现在我们能回旋的余地很小；不管是“厄尔尼诺”或“拉尼娜”肆虐地球，中国总是抵御能力最弱的国家之一。岳阳云溪区副区长孙山青跟我说的对：中华民族今后不可避免会经常碰到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我们整个民族需要反思，更需要用行动来纠正。过去我们反思得也不少，但反思过后好像就忘了。经过这次大灾，要认真落实在纠正的行动上了。
军队在这次抗洪救灾中立的功勋及涌现出可歌可泣的人物和事迹已有大量报道，不用我再复述。在本世纪末，中国军队等于打了一次大战役，先后调动了66个师、旅和武警部队27．6万士兵，上阵的将军有110多名，长江流域集结了自1949年渡江战役以来最大的兵力，40多名将军在沿线指挥。我驱车沿洞庭湖跑了一圈，走到哪里逢人聊天没有一人不动情地提到解放军。干部们都承认“一个解放军抵十个老百姓”，危急的紧要关头只有官兵能顶得住。在洪山头，岳阳市罗碧升副市长带领我们一行在大堤上颠簸了十几公里去看望一位自愿守堤的百岁老人。老人名叫谭冬生，生于1897年，是一个活的历史见证。身体健朗头脑清楚的百岁老人说出来的话才有积淀下的历史重量。江边的老人经历过近百年来无数次洪水，他证实了这次抗洪军人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军队。凡我问住在大堤上的灾民安心不安心，回答都是：有解放军在，哪能不安心！老百姓已把生命完全托付给了军人，这是本世纪末中国军人得到的最高勋章。不能不承认，自和平时期以来，军队有些军人容易有与百姓疏离的趋势，而这场洪水一下子冲开了人民与军队的间隔，将人民和军队结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许多有赫赫战功授予特殊名字的部队，那名字本来只是历史留下的光环，但在本世纪末他们全部被抛光了一遍，被赋予更为夺目的光辉。同时，这种大荣誉也是大演习，在和平时期，再没有什么军事行动比这次抗洪能让军队得到更好锻炼的了。
我站在溃口已被堵住的著名的安造大垸的堤上，下面就是被洪水毁得一片狼藉的安乡纺织厂。中国电视观众为之感动的解放军救安纺幼儿园女教师周运兰的事迹就发生在这里。可以想象到当时的困难：从决口汹涌而出的洪水脱离了河床到处形成瀑布般的激流漩涡，平时高悬在空中的电线现在成了水中的羁绊，直升飞机无法在参差不齐的楼房厂房间降到所需高度。为营救这位女教师，冲锋舟翻了3条，军地领导忙了3天，连将军也亲自驾舟了，最后才被舟桥团军士李长志牵绳漂过去背出来。李长志在此之前已救出过1000多名群众，被誉为“救护神”。听说救周运兰的时候，她未婚夫就在远处楼上观望，我笑着说，这个未婚夫与泰坦尼克号上的小伙子相比太缺乏浪漫情怀，为什么他不去救呢？原来不是他不去，而是解放军不许他去。营救群众时，军人总是把危险承担起来，不准没有经验的人加入。安造大堤刚刚决口，最早是纺织厂附近的人跑来搭救自己困在里面的至亲好友，但那需花钱雇人去救。解放军来了，冒着生命危险营救任何一个群众，并且不计代价地投入现代军事装备。在商品经济的今天，这的确让一般市民惊奇，颂歌由此衷心地唱出。在岳阳电视台看录像资料，还看见这边解放军忙碌着救人，那边等着被救的人却坐在窗台上仿佛钓鱼似地悠闲，这样的画面引起同行者的非议，而我却觉得这反映了老百姓与军人的一种新型关系：老百姓认为你应该来救我，军人也认为我应该去救他，这不就是常说的“血肉相连”吗？刚被救出的群众惊魂未定，抖得连话都说不出，哪顾上感恩戴德？解放军救了人就走，连一个谢字都顾不上听。不计代价、没有区别、不分男女老幼、不考虑值得不值得，只要是生命就必须拯救，拯救人是自身的天职，这种军队已经纯然是全体国民的军队、国家的具体形象。国人因有这样的军队而自信自豪，从而也加深了对国家的爱和信赖。
部队参加营救、转移、安置的群众上百万，救女教师也好，救嘉鱼县那个抓住一棵枯树被困了9小时的6岁的小江珊也好，仅仅是因媒体传播而被突出的。实际上这类事不计其数，我在洞庭湖边随处都可听到。现在，部队逐渐撤回驻地了，老百姓也把心思放到重建家园上去了，但不能忘记并需继续发扬的是解放军遵循党中央的精神，在本世纪末树立起的将人的生命高举到第一位的典范，这才是中国最需要的新的人文精神的基础。这场几乎是全国性的抗洪生动地给全国干部群众上了一堂人权课。人权，最基本的是生存权；每一个中国人的生命应该由此更受到尊重。就在抗洪的同时，媒体也不断爆出这类新闻：某地公安人员将人致死，某地领导干部草菅人命，还有一条是几个检查官开玩笑把一个小孩扔进水库里淹死的报道；自开通了110报警台，有的地方报纸还开展讨论：什么情况值得出警，什么情况不值得出警，比起解放军的救民行动，所有的讨论不都是废话？另外，还有更多随时随地毫无道理地把人捅死砍死的事件；有的中国人既不尊重他人的生命也不重视自己的生命。如果这场大洪水能够成为一次人道的大洗礼，中国人在21世纪就将以崭新的文明面貌高高地耸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抗洪救灾的胜利，让全国干部群众甚至海外人士也深切地感到社会主义好。但必须认识到，这是在小平同志理论指导下经过改革和制度创新的社会主义。首先，如果没有经过20年改革开放积累的社会财富，国家就会在这次遍及28个省区的自然灾害中被灾难所颠覆。“严防死守”是以物质充分供应为基本条件的。我们从电视画面中看到沿江千里长堤上筑起高达1．5—2米的子堤，你知道1米子堤需要多少编织袋吗？至少50条！请你算一算，光塑料编织袋共需要多少？幸福大垸是一个不到3万人的小垸，为堵那里的溃口及筑子堤，当地干部掰着手指给我算：3．2万吨沙卵石、1万吨块石、116万条编织袋、8万米彩条布、8千条棉絮。试想，全国几个大灾区仅仅防洪一项花了多少财力物力？更不说救灾与重建了。实际上，这次遍及全国各地的大灾是一次对中国综合国力的大检验。检验的结果只能说是小平同志理论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好。
我围800里洞庭绕了一圈，所到之处防灾救灾井然有序，不能不叹服本届各级政府的组织能力。劳力分配、军队调动、物资运输、社会治安、后勤供应、情报科研、医疗防疫、教育宣传、灾民安置……等等事项既挤在一起又齐头并进，证明社会主义是最能启动紧急战时动员机制的社会制度。可是我也暗自思忖：为什么平时就少见这种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呢？如果平时我们有十分之一如此努力，综合国力会比现在还强几倍。中华民族难道真的非要到危急时刻才显出自己的本色吗？这次洪灾让全世界看到了我们的能力，而最重要的是让我们自己发现了自己。以前我们应该办的许多事没有办到，现在证明了其实“非不能也实不为也”，如果像这场洪灾中一样去“为”，那就没有中国人办不到的事。洛杉矶和神户大地震时，我们通过电视看到美国人日本人出色的救灾工作，很是感慨了一番，以为这样的灾难要发生在我国那不知会乱成什么局面。今天证实了我们可说比他们做得更好，因为我们受灾面广，受灾人口上亿。倘若我们今后永远保持抗洪塑造出的作风，那就不是上苍惩罚我们，而是天助中华了！
这次采访，不论是领导干部还是基层干部，都只能在大堤的指挥现场见到。只有湖南省委副书记郑培民和军分区副司令蔡家作是到招待所来看望我们的。两位晒得黝黑的领导干部与我们匆匆谈了几句马上又赶到现场。这次洪灾中一大特点是所有干部的精神面貌都非常振作。尽管面容疲惫，黑不溜湫，但行动无不加快了节拍，而且与他们谈话，没有人介绍自己，都对群众和下级干部赞不绝口。正如郑副书记说的，现在是干群关系最好的时候，也是群众考验干部的时候。
郑副书记特别指出是群众在考验干部，颇有深意。经过洪灾，群众才认识到各级主管官员与自己命运息息相关，有时甚至关乎到全家人性命，于是对民主权利有了觉悟。我在麻塘大垸、团洲大垸、洪山头大堤上与灾民和民工聊天，民工在抗洪这个主题上都把点评干部作为重点，上自中央首长下至小村长，群众都有自己的看法，如数家珍。干群关系通过抗洪得到一次新的整合。群众完全以其实践来检验干部，并不在乎某人的经历学历而着重于某人有哪些成就。抗洪实践还揭示了所谓“失败即成功之母”“交学费”等说法是极其荒谬的。官员一个小小的“失败”就会造成千百甚至上万人死亡或倾家荡产，难道可以拿人命“交学费”吗？如不是上级命令某某垸弃守，那么，哪里溃堤就是哪里的干部失职，不管你有多少理由老百姓都不会原谅，上级还没来得及撤职，老百姓就采取了行动，曾出现聚众捣毁失职干部家房屋的事。相反，保住了垸堤就证明你能干，老百姓挨你责骂也心甘情愿。过去，一碰上灾害首先号召“用生命保卫国家财产”。党中央在此次抗洪中特别强调将人民生命放在第一位，无形中提高了人民的政治地位。解放军会舍生忘死去救一个80岁的老人，干部就不能再小觑任何一个普通群众。这次抗洪各级干部表现得特别突出，夜以继日地干也没有一分钱加班费，还捐出两个月的工资，让我们这些非灾区的人深感惭愧。除优秀人物出于主观因素，一般干部还是一方面因为在危难关头必须以身作则，另方面，不能不说与人民群众的密切监督有关。驻守麻塘垸大堤上的不是灾民而是民工，我跟他们谈话的时候他们最关心的还是干部乱摊派问题。他们骂着，乡干部就在旁边听着，无可奈何。选举是一种机制，如并不关心谁当选，选举只能是走过场，而人们一旦认识到它与自己利益相关，这种机制就会显现它的民主性。抗洪，抗起了民主意识，这种意识必将随着抗洪精神的宣扬而传到全国。
抗洪出现了三个英雄群体：军队，干部，群众。在家看电视的时候我以为堤上的民工多少会有点补贴，到现场才知道全部是义务的，连饭也需自备。村干部一喊：“带一斤米上堤抢险呐！”农民一下子就变成了民工。螺山卡口前的洪山头子堤告急那天，一百多里外的农民都自愿赶来。面对洪峰，堤上两米一人，顶风抗雨，没有一个民工动摇。看着那些没有公开的电视资料，令人不禁眼眶湿润。更多的是没有被电视记录的场面。华容县包忠清县长说，7月21日团东村堤防出现险情，上千农民自动跳进洪水中用胸膛筑起又一道堤坝。男青壮年泡在水里，妇女小孩在堤上拽着他们父亲丈夫兄弟的胳膊。在电闪雷鸣中，铸成一座青铜的群体雕塑。实际上，“共产党员突击队”“敢死队”等临时性尖兵队伍和“生死牌”“军令状”等责任制度，早在洪水还没有成为全国焦点之前就形成了。平时默默劳作的农民怎么忽然变得如此自觉和坚强？说到底，是改革后的社会主义使他们初步富裕了起来。家，已经紧紧地与集体、与国家联系在一起，还需谁来指点他们你必须好好保护你的家么？村干部对我说，谁比较富裕谁就比较积极，“不用喊，上堤跑得跟兔子一样快”。不常学习理论读文件的农民，是实行富民政策的社会主义调动起他们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的。
料想不到的是安置灾民的大堤上竟然形成了“商业一条街”，烟酒茶糖饮料针头线脑打气补胎个体医生等等帐篷小店，与帐篷学校配合起来，很像个小市镇，不能不令人佩服中国人随遇而安的生活本领。根据过去经验，我以为灾民没有外流大概是被封锁了，到了大堤才知道政府不但让他们自由流动还动员他们去投亲靠友。问他们为什么不去？都回答靠亲友还不如靠政府，吃政府的饭不用看脸色。但更吸引他们的还是灾后的重建，因为他们的土地房屋就在眼皮底下那片逐渐退去的水中，那才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他们非常清楚政府会帮助他们重建家园，外出了还怕失去被援的机会。另一个料想不到的是，整个灾区仅仅是有水的地方才像灾区，只要看得见土地就看得见繁华。现在还有几万灾民的黄山头镇，史泰龙正在流第三滴血，桌球响得乓乓乒乒，街道两旁排满摊贩，这个商品聚散地更加热闹了。还有，过去的灾区，总是外流的人多跑来的人少，现在恰恰相反，押运救援物资的、各种传媒的记者、各部门的视察干部、天南海北的医务人员、盯着重建商机的生意人……挤满了所有宾馆招待所，受灾各县的旅游业从来没有这么好过。离开安乡县城那天清晨，居然有崭新的洒水车在宽阔的大马路上洒水，而县城是在洞庭湖水面6米之下。在初升的太阳中，喷出的水珠滴滴闪光，这不是一个美丽的象征吗！凝聚在国家周围的，是在市场经济中成长起来并享有一定自由度的庞大民间社会，这次抗洪是政府与民间第一次大规模的结合。看看救灾义演会上高举如林的成百万上千万元人民币的捐献大支票，谁能否认市场经济在顶住中国这场空前灾难中所起的支撑作用？
新纪元总是和水灾联系在一起的。西方文化有《旧约全书》记载的诺亚方舟的故事，洪水之后凸显出一片新天地；中国历史上大禹治水后建立的夏朝，是中国作为国家的开始。在21世纪即将来临之际，全中国发大水，究竟是什么寓义？那就要看我们全体中国人了！
